由一封祝壽信說起
8月26日就是汪子嵩先生的百歲誕辰了，突然想起2011年汪先生90華誕時，國際知名的古希臘哲學專家余紀元特地從美國寄來祝壽信，回憶汪子嵩對他的培育之恩，情感十分真摯。
余紀元時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哲學教授，不久后當選為國際中國哲學學會主席，在國際哲學界享有盛譽。他始終將汪子嵩視為最重要的人生導師。尤其在西方長期求學的過程中，他一直與汪子嵩頻繁通信，匯報自己學習的感想、困惑、心得。而汪子嵩則一如既往地將回信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寫在方格子里，解答余紀元的疑難，闡述自己對《希臘哲學史》的構思、見解，同時詢問國外的研究動態(tài)，表達對中國古希臘哲學研究的信心與期望。余紀元一直珍藏著汪子嵩的信件，聲稱“他們給我的教益與激勵是難以言表的”。
最難忘的一件事是：20世紀90年代，汪子嵩把古希臘哲學“being”翻譯的一些文章寄過來之后，余紀元有感而發(fā)，把自己對亞里士多德的“on(being)”的概念的理解草擬成一文，以長信寄給老師，“意在博老人家一笑”。可是，令余紀元萬萬沒有想到的是，70多歲的汪先生竟然花費三天時間，把信中的潦草文字謄寫在格子紙上，然后以余紀元的名義送給《哲學研究》。這篇《亞里士多德論ON》公開發(fā)表后，成為中文世界研究亞里士多德的一篇標志性文章，給余紀元帶來很大的榮譽。這件事令余紀元的內(nèi)心感到震撼，在感恩汪公的同時，深深感慨：“真的不知世上是否有幾位以如此心血栽培晚輩的師長!”
余紀元的這段文字，讓我聯(lián)想到汪子嵩與幾位學生共同撰寫《希臘哲學史》的往事。
師生同心，28年完成一項學術壯舉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汪子嵩正帶領陳村富、姚介厚、范明生三位學生一起撰寫卷帙浩大的《希臘哲學史》第一、二卷。汪子嵩是整個項目的總負責人，要負責整體規(guī)劃以及統(tǒng)稿、定稿。第一卷由陳村富、姚介厚、范明生三人分別執(zhí)筆，由汪子嵩撰寫序言，并負責統(tǒng)稿、定稿。第二卷，汪子嵩除負責全書統(tǒng)稿外，還親自撰寫了后期柏拉圖部分。當時尚無電腦寫作條件，四人又分別住在北京、上海等不同的地方，為彼此的交流與統(tǒng)稿工作帶來很大的麻煩。然而，汪子嵩總是不厭其煩，在收到三人撰寫的初稿后，總要和大家討論修改意見，之后還要自己動手將修定稿寫好，下面墊上復寫紙復寫三份，分別寄給三人，然后又將綜合三人的意見而修正的第二稿復印三份，再寄給他們過目，直到第三稿才交給出版社……汪子嵩當時已擔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理事長，可謂德高望重，可是他不僅沒有一點架子，而且要把學生們上百萬的文字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寫在格子紙上(單是《希臘哲學史》第一卷公開發(fā)表文字就有86萬)，那要花費多大的心血呀!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敬佩不已。而在主持撰寫《希臘哲學史》的過程中，汪子嵩還有很多出人意料的舉措。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趙修義曾是北大哲學系55級學生，一直關注老師汪子嵩的希臘哲學研究。1997年，趙修義應邀參加《希臘哲學史》第四卷的開卷會議，忍不住問陳村富：“這本書沒有主編，署名按四位作者年齡順序排列;你是汪先生的學生，課題又是汪先生主持的，這樣排，你安心嗎?”陳村富頓時著急了，趕緊解釋：“這可是汪先生堅持的。在第一卷定稿會后，在從重慶到武漢的船上，汪先生一本正經(jīng)地向我們宣布兩條：第一，他不當主編，四人按年齡排名。他說：‘你們現(xiàn)在都還是講師、助研，還要評職稱，如果都掛在我名下，你們就受影響了。誰執(zhí)筆的，就算誰的成果，我在序言中一一說明’;第二，‘誰執(zhí)筆的，稿費就歸誰。修改、謄清，一分不拿，你們不接受，那我就拿5%。’”趙修義又問了另一個問題：“像《希臘哲學史》這樣的巨著，為什么出版后少見書評?你怎么不找人寫寫?因為現(xiàn)在許多書都是這樣做的。”陳村富解釋：“這也是汪先生定下的規(guī)矩;第一卷出書后他就說：‘我們還要寫后三卷，希望能聽到一些讀者的真實意見。所以，我們四人都不要邀人捧場寫書評。’”聽到陳村富這樣的解釋后，趙修義對自己的老師更敬佩了，不由地感慨：“高尚做事，低調(diào)做人，敬畏學術，精益求精”，這就是汪先生的風格，也是汪先生帶出來的幾位“磨劍者”的風格。
“磨劍者”之一的陳村富，是北大哲學系55級學生。讀本科時，他見證過汪子嵩作為北大哲學系負責人給學生上課的歷史：“開學不久消息傳出，我們的第一門課辯證唯物主義是由一位全校最早提升的副教授、系黨政領導親自開設的。我們就是在這種氛圍下第一眼認識了汪先生，給我的印象是滿面春風、和藹可親，還寫得一手好板書。講課條理清晰，再抽象的哲學范疇、原理經(jīng)他一解釋，就覺得清楚明白，剩下的疑問、難點就由指導課堂討論的助教去解決了。很幸運，接踵而來的馬列原著，《費爾巴哈論》《反杜林論》哲學編，《唯物主義與經(jīng)驗批判主義》又是汪先生親授。”讀研究生的時候，他見證過汪子嵩這位新中國成立前就是中共地下黨員、為北京大學做出卓越貢獻的領導人物在特殊年代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漏網(wǎng)右派”帽子，之后又被趕出馬列教研室、落戶西哲史教研室等歷史，而且在自己碰到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的許多具體問題不好解決時，被導師任華介紹去找汪子嵩請教，從而有了多次直接的交往，親身領略了汪老師的“大度、熱情和卓識”。
正因為有過這樣的交往，所以才有“文革”后師生間的第一次會面以及后來一起長年合撰《希臘哲學史》。對此，陳村富這樣回顧：“(汪先生)第二次是自己迫切想回到古希臘學術家園的。1978年7月在北京朝陽區(qū)黨校召開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哲學討論會’上作大報告后，就想‘回家’了。我正是在那個會上，死守住他必經(jīng)的大門，迎來了1963年后15年的第一次會面。因此，組建西方哲學史多卷本古希臘哲學卷時，他自然就想到我。汪先生因故未參加同年10月在蕪湖召開的全國首屆外哲史大會。這是一次外國哲學領域研究的思想大解放的會議，正好我同范明生分在同一個大房間。兩人一拍即合。受這個會的鼓舞，賀麟至友、原杭大嚴群教授答應翌年開設希臘語，北大李真來杭同我一起學習一年，后來李真赴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換成姚介厚，于是就有了后來的四人撰寫班子。”
這四人班子的每一個成員都摯愛著古希臘哲學。汪子嵩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是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的高材生，是享有世界聲譽的“直接打通了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的中國第一人”陳康教授的高足，雖然從事行政工作多年，但無時不刻想回到古希臘哲學的純粹研究當中。陳村富則在北大研究生期間產(chǎn)生了對古希臘哲學的興趣，此后終身不變。范明生則在“文革”期間埋頭于柏拉圖的研究當中，樂此不疲。姚介厚在讀研究生期間涉獵最多的就是古希臘哲學，機關工作多年后，又無比興奮地返回到希臘哲學的研究當中。可以說，撰寫《希臘哲學史》這個超大輪船，是在大家的共同的摯愛中起航的。而汪子嵩是這艘巨輪的掌舵者。
四大卷《希臘哲學史》是歷時近30年才完成的，第四卷加入這個隊伍的還有包利民、章雪富。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他們經(jīng)受了市場經(jīng)濟大潮、“哲學邊緣化”輿論等一波又一波的沖擊，可是有汪子嵩這樣的老師從容不迫、專心致志地掌舵，并無私地提攜和幫助他的學生們，大家最終克服了來自經(jīng)濟和精神各方面的壓力，最終完成了這一近500萬字的中國學術史上的壯舉。
這樣的師德，永遠被大家懷念
汪子嵩擔任老師的時間主要是在1952年到1963年北大哲學系任教期間。對于他的這段歷史，哲學家楊祖陶如此評價：“子嵩兄在哲學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為人正直謙和，親切坦誠，堅持原則，辦事果斷。除去系務工作還同時主講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那幾年的畢業(yè)生很多成了全國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骨干，直到現(xiàn)在不少人雖已白發(fā)斑斑都還記得和感激教育和培養(yǎng)他們的老師——汪子嵩，特別是在反右運動中汪老師對青年學生的保護令人刻骨銘記。這是子嵩兄對發(fā)展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yè)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教育留下的濃墨重彩的一筆。”
按理說，汪子嵩在1964年就離開北京大學了，時間的流逝會讓人忘記很多事情，然而，北京大學始終沒有忘記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師。尤其是親身接受過汪子嵩教導的眾多學生，更是始終想念著他。趙修義這樣回憶：“進入90年代以后，北大哲學系辦過幾次系慶，數(shù)百上千的校友在小禮堂或者大講堂相聚，每每都要請汪先生講話。可是這位50年代院系調(diào)整前后主事、為北大哲學系付出巨大心血的元老，這位為主持公道、蒙受過打擊的長者，從未說過自己的功勞，相反，總是敘說自己工作的不足，尤其對在極左政策下的某些做法做真誠的檢討。這種自律精神，在表揚和自我張揚成為風氣的時下，更顯高尚。”2010年10月10日，北京大學隆重舉辦“感謝與祝福：汪子嵩、張世英、黃枬森三老九秩百人學術研討會”，三老同慶90秋，被傳為學界佳話。
哲學界還有不少學者，雖然不是汪子嵩直接教導的學生，但因深受其影響與幫助，視其為自己的老師。正如江怡教授所言：“其實我們這一代人都是讀著汪先生他們的著作長大的，我們進入西方哲學研究的這個領域也是受到汪先生的指引。”
除了哲學界，深受汪子嵩學識和人格感染的，還有其他學科的晚輩學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王勇、付相波便因2006年登門請教，受益良多。所以，即便過去很多年，他們?nèi)栽?021年寫長文紀念汪子嵩先生。
美好的師德還會隔代相傳。汪子嵩的學生的學生——浙江大學教授應奇就深為有汪子嵩這樣的太老師而感到自豪，特寫《太老師汪子嵩》一文以紀念。在文中，他回憶了這樣一件事：2008年，余紀元帶他參觀美國尼亞加拉大瀑布時，很自然地談到了汪老師的“器重”與“栽培”，并動情地說：“當年那篇《亞里士多德論ON》并非自己投給雜志社的，是汪先生從‘小余’(指余紀元本人)和他的學術通訊中整理連綴而成并交給《哲學研究》發(fā)表的。”
汪子嵩的師德，與湯用彤、陳康等老一輩名師誨人不倦的師德一脈相承，而又帶著他那個時代的特點。這樣的師德又是超越時代的，是汪子嵩先生為后世留下的非常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