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逐年下降是怎么回事？如何看待低生育率問題？

生育率逐年下降是怎么回事?

這些年生育率逐年下降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說起現在年輕人不愿生孩子，很多人都說是因為現在生活壓力很大，養育孩子成本高。

確實，生活成本高是抑制生育愿望的重要原因，但我覺得這不是根本原因。以前生活條件那么艱苦，但人們不是接二連三的生。

從身邊情況來看，學歷越高的女性生孩子越晚，生的孩子數量越少。大城市里的高學歷群體一般都是一個孩子，甚至還有很多不婚和丁克。而生孩子多的一般都是農村沒怎么上過學，沒啥文化的女性。

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很多女性也實現了經濟獨立，根本不需要生育價值依附生存

經濟基礎確定上層建筑。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隨之而來的是思維，能力，見識的提升，她們看到了除了婚姻生孩子以外更多的可能性和價值，更看清了婚姻的本質。

再加上學歷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女性更好的實現經濟獨立。女性學歷和文化程度本科以上基本吃喝不愁，碩士研究生以上可以買車買房，博士研究生以上車房都會有還能旅游健身潛水滑雪等等。

可以說女人只要寒窗苦讀，考上大學，越追求高學歷，以后實現經濟自由的可能性就更大。當她們通過自己就可以滿足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時候，婚姻對她們來說只是附加品，而不是必須的。

她們有底氣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不會隨便就讓自己嫁了，更不會用子宮和生育去換彩禮，換取自己在婆家的地位和話語權，把自己后半輩子交付在一個男人的良心之上。

同樣的學歷越高的女性，越注重個人精神價值。她們不會讓孩子占據自己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更不會因為重男輕女而一直生孩子。她們生孩子可能只是為了體驗養孩子的過程，所以更注重少生優生，不會讓孩子過分影自己的人生和追求。

所以女性要想擺脫傳統婚姻對自己的壓迫和不被生育束縛，一定要好好讀書。通過讀書讓自己想法更豐富，讓自己能力更高。女孩唯有學歷和能力才是最大的底氣。也唯有經濟獨立才能靈魂挺拔。

如何看待低生育率問題?

人口紅利的耗竭和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人口危機是未來社會發展面臨重要問題。

而生育率是導致人口危機的重要原因。

因此，有必要刨根問底，深入探討導致低生育率的根源。

眾所周知，適宜的生存環境、足以保障孕期動物和幼仔的存活食物和健全的食物鏈是影響動物生育率的決定性因素。而對于人類而言，大饑荒、戰亂及生存環境惡劣是引起歷史上屢次發生的生育率低谷的主要因素。

由此可見，是否具備健全的適于生育期人員和兒童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才是決定人類生育率高低的根源。

從目前的情況看，住房、入學，就業，養老等社會問題無疑是導致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然而，這些問題都還不是導致低生育率的根本問題。而育齡青年被教育內卷，錯失最佳婚育期才是導致低生育率根源。

這一點可以從我國教育學制的不當設置和錯誤定位的高等教育體系可見一斑。

截至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地區仍舊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這樣必然導致相當數量(50%左右)學生的所接受到的通識教育終止于初中畢業之前。雖然，在教育學制設置中采用了職業教育對于不能上高中的學生予以分流。但是職業教育的低質量以及通識教育的欠缺，必然導致未來將有50%左右的人口僅僅只具有初中畢業水平。顯然，這一群體必然會成為未來擇業和育齡期婚配中缺乏競爭力的弱勢群體。

而考上高中的那一半學生的命運也并不樂觀。

因為，自從90年代以來，為解決當時大量職工下崗，緩解高中畢業生就業壓力過大的社會問題。所有高校都進入了長達數十年，截至目前仍舊高速擴張的高校擴招潮。因此，考上高中的70%以上的學生都被招收進入了大學，飲鴆止渴，緩解了當時的就業壓力。

但是，當他們大學畢業，興致勃勃地自以為躲過了數年前的就業壓力時，這才發現，他們只不過是原來在高中畢業時就該面對的就業問題被推到了大學畢業階段。此時，很多不能滿意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便選擇了考取碩士研究生，以提升個人在職場上的競爭力道路。

這樣，已經23歲左右的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就錯過了人生中最適于婚育的第一個最佳年齡階段。

而在3年后，當他們滿懷期望，懷揣碩士學位證，期待謀個合適工作崗位的時候，這才發現，碩士學位也早已貶值啦，很多人又不得不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而此時，年介27歲左右的他們第二次與最佳的婚育年齡再次失之交臂。

而此后，大學排名、一流大學建設等等運動時的教育改革，促使各高校和研究院所為提高院校排名，而出現了對所謂SCI文章的近乎變態要求和彈性化的博士學制。緊趕慢趕，他們中的大多數最早也只能在32歲左右才能博士畢業，拿到博士學位證。

此時，年過三十而未立的他們早已步入理想婚育年齡的終末期。

回顧本科畢業后長達近10年的碩博士求學過程，他們這才發現，這是一個無所不卷的過程，雖說“知識改變命運”，但是，被學知識而改變命運的他們，早已被內卷的教育所吞噬，而面臨著更為艱難的抉擇：

一方面，高學歷的他們這才發現，科研產能早已過剩，博士學位早已不香啦，并非每位博士都能在職場上找到理想的崗位。因此，找個博士后之類的臨時工崗位也成為很多博士主動或被動的選擇。而各高校和研究院為提高科研排名，廣泛執行了所謂的“師資博士后”政策，面對如此過剩的碩士、博士畢業生，誘導很多博士走上了一條很難獲得穩定工作崗位，繼而成家立業的道路。

另一方面，更為尷尬的是，在婚配市場上的他們的抉擇更是艱難。

首先，高學歷的他們自然而然必然會提高擇偶標準，而高齡高學歷又成為他們難以克服的自身缺陷。他們自然難以預料低學歷群體和諧交流，同時，低學歷群體也會對高學歷者望而卻步。

可見，九年制義務教育使學生在初中畢業時被分層而形成的學歷鴻溝必然成為導致他們在若干年后在婚配市場上成功擇偶難以成功的最大障礙。

由此可見，從90年代以來，超長而日益內卷的教育學制和未能普及的高中教育，不僅毫不留情并不可避免地推遲了所有自然人的第一次婚配生育年齡。另一方面，由于人為造成的學歷鴻溝，使得占全社會大概一半比例的只具有初中文化教育程度人員很難與另一半高學歷人員成功婚配。而被攻讀學位而內卷，耽誤了婚配的高學歷人員能夠生育一胎已經屬于奢求的情況下，也很難成為事實上生育二胎、三胎的主要群體。

因此，內卷的教育才是造成低生育率和人口危機的根源。

所以，要想提高生育率、化解人口危機的難題。除了解決住房、就業、入學、養老等問題之外。從根本上改變教育體系和學制才是根本。

因此，建議普及高中教育，鼓勵大學本科教育。通過加強通識教育，逐步提升大學教育人員比例，提高全社會科學素養，這也是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根本。抗疫中的各種反智行為，就能明白加強全民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了。

與此同時，適度控制碩士、博士和博士后的人員比例。因此，而科學發現和發明從來不是通過全民科研的方式來實現的，把科研資源留給那些有興趣的人才是最佳的選擇。

總之，讓所有適齡婚配人員，在最佳婚配年齡成功婚配和生育，無論是對個體，還是群體幸福，或者社會和族群的持續穩定發展都是最佳的，也應該是最優先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