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11月3日訊 11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創新工程重大成果《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9：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準與理想標桿》（以下簡稱報告）在京發布。報告基于理論標準及對標和借鑒高質量城市的標準和經驗，避免和汲取低質量城市的問題和教訓，提出我國超大、特大城市功能疏解的方向和思路。

報告發現，由于健康程度決定于城市的規模、密度、強度和功能，從實證上根據健康的程度可以大致確定超大、特大城市的規模、密度、強度和功能的健康標準和類型，總體比較歐洲超大、特大城市的規模、密度、強度和功能最符合健康的標準，亞洲發達超大、特大城市次符合健康標準，拉美超大、特大城市很不符合健康標準，亞非中等收入以下超大、特大城市最不符合健康標準。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介紹，報告基于相關文獻，創新性提出人類舒適生存最低需求理論，及人類對空間、距離需求和生態平衡的極限標準：第一，人口居住空間不低于30平米，低于30平米存在明顯壓抑；第二，城市范圍內土地開發不能超過50%，建筑面積不超過建成區50%，超過50%自然生態系統就有可能遭到破環，危及生存環境，經驗研究證實低于20%也沒有經濟效益；第三，建筑物高度即容積率也存在人類容忍的極限高度，由于地質結構不同城市之間有區別，但結合全球城市的經驗，就整個城市而言不宜超過4；第四，單次通勤時間不超過60分鐘；第五，城市住房用地占城市總用地比例無論從環境、經濟還是社會角度看都是有區間，經驗顯示值在20-50%之間，低于和高于這一區間將不夠協調。

報告提出，鑒于未來15年中國城市化率將從65%提升到75%左右，中國也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以及人口多等國情，超大、特大城市合理的規模、密度更接近合理區間的上限。因此，我國超大、特大城市內部是一個三層嵌套的體系：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產業結構不均衡的發展狀況，與發達國家的城市相比，發展模式幾乎是相同的，均呈現多中心、多組團、分布式、間隔狀、網絡化的發展格局。

報告發現，我國超大、特大城市目前存在沒有形成多組團體系，居住區域過于集中和單一，功能區和預留地分布不均衡，道路交通體系建設過于封閉和一元化；存在總體規模大，核心區密度高，空間人口分布不合理等問題；存在建成區規模偏小，開發強度相對較低，建設用地結構不優，工業用地比重較高，城市空間結構和土地利用亟待優化等問題；存在經濟規模和經濟密度仍然相對較低，產業層次較低，輸出型產業發展不足，產業布局待優化，分工協作與多層嵌套欠缺，缺少全球頂尖城市，全球城市數量太少，功能層級較低，輸出性功能比較弱等問題；存在“一城獨大”且超大、特大城市規模均較為接近，多層嵌套的城市體系尚未形成或進展緩慢等問題。

此外，報告還提出超大、特大城市功能疏解措施：要遵循城市演化的客觀規律，立足于大都市圈發展的更高站位，破除制約大都市圈內各類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通過政府引導市場來實現超大、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的有序疏解，推動大都市圈高質量發展。為推動我國超大、特大城市健康發展，應當降低人口密度、開發強度，提高經濟密度，提升功能，擴大都市圈的空間面積，疏解低端功能，建高能級的城市。特別應當制定多層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間規劃；建設多組團、多中心、多層級的城鎮體系；積極引導市場來推動超大、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更大范圍的公共產品優化布局；創新功能疏解的體制機制。

關鍵詞： 規模 城市 存在 功能 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