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智能手機和移動支付方式的廣泛應用，未成年人直播打賞、虛擬充值消費等導致的糾紛屢見不鮮。尤其是未成年人使用成年親屬賬號做出的打賞、購買等行為的合同效力如何認定，引起社會熱議。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最高法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正式成立，并回應了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等問題。

最高法回應的經典案例包括3起司法保護民事案例，其中就包括一起未成年人參與的直播打賞案件。去年6月，北京商報曾率先對該案進行獨家報道。

劉某生于2002年，初中輟學。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月5日，劉某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資金流轉的銀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賬戶轉賬用于打賞直播平臺主播，打賞金額高達近160萬元。劉某父母得知后，希望該科技公司能退還全部打賞金額，但遭到拒絕。后劉某訴至法院要求該科技公司返還上述款項。

法院在審理該案中，多次組織雙方當事人調解，最終當事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劉某申請撤回起訴，該科技公司自愿返還近160萬元打賞款項并已經履行完畢。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少年法庭辦公室副主任鄭學林表示，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司法實踐中涉及到的網絡打賞、網絡游戲糾紛，多數是限制行為能力人。這些人在網絡進行游戲或者進行打賞時，有的幾千、幾萬元，這顯然與其年齡和智力水平不相適應。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認的情況下，其行為應當是無效的。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2020年5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二)》對未成年人參與網絡付費游戲和網絡打賞糾紛提供了規則指引。意見明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未經其監護人同意，參與網絡付費游戲或者網絡直播平臺“打賞”等方式支出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該款項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該案二審代理律師、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高同武告訴北京商報記者：“作為本案的代理律師，我感到很高興，同時也很欣慰。這是法律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又一次進步，同時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引導各類網絡直播平臺要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為未成年人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做出努力。未成年人思想尚不成熟，人生觀、價值觀也沒有完全形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二)》等司法解釋的出臺，以及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例的發布，有利于從司法角度給予未成年人更有力的保障。”

最高法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成立的同時，還在最高法六個巡回法庭設立了少年法庭巡回審判點。最高法副院長、最高法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主任楊萬明表示：“審判專業化是加強對未成年人這一特殊群體司法保障的重要舉措。”

據介紹，2016-2020年，全國各級法院依法審理拐賣、猥褻兒童、組織兒童乞討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刑事案件24035件，懲處罪犯24386人。切實加強對未成年人權益的民事保護;全國各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結的涉及未成年人撫養、監護、探望等民事案件120多萬件，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民事權利。

“最高法少年法庭辦公室將統籌全國少年法庭工作，有效整合少年審判工作力量，設立工作規則和運行制度。”楊萬明表示，同時，最高法還將加強對未成年人案件問題的調查研究，圍繞低齡兒童犯罪、性侵兒童、拐賣兒童、校園欺凌、虐待兒童、留守兒童監護、兒童信息安全等社會關注的問題、司法實踐反映的難點問題，有針對性地加強少年審判問題研究。及時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司法解釋、司法政策，適時發布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

最高法還發布了7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例，其中包括4起未成年人權益司法保護刑事案例。于某某搶劫案是一起人民法院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幫助未成年人重回人生正軌的典型案例。在本案中，被告人系中學學生，搶劫他人手機和少量財物，未造成其他嚴重后果;被告人在校期間表現良好，歸案后認罪、悔罪，此次犯罪與被告人同父母家庭關系緊張等有一定關系。

法院綜合考慮，對被告人依法適用緩刑，并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做了大量被告人與家庭之間的溝通疏導工作，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以班級第一名的成績順利考入大學。案件審結后，承辦法官繼續對其學習生活情況進行跟蹤幫教，幫助被告人成為社會有用之材，取得良好效果，充分體現了少年審判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獨特司法價值。

關鍵詞： 未成年人 直播打賞 充值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