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十余年后，前海、橫琴又迎來了階段性的重要時刻。“倍感振奮!”作為在內地投資發展多年的香港企業家，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看到《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以下簡稱《前海方案》)后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同時，他還留意到，擴容之后的前海合作區面積超過120平方公里，香港中環與前海功能定位相近，但就物理空間而言，前海足足相當于80個中環，這其中蘊含的想象空間無法言喻。

而就在《前海方案》公布的前一天，《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橫琴方案》)也一并公布。作為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重要銜接地帶，橫琴建設和前海擴容旨在為港澳企業和居民提供更廣闊的地理空間、更大的市場、更深厚的配套生產要素，同時也能讓前海和橫琴更快開放、更深融入世界經濟。

未來，前海、橫琴與港澳之間人才、信息、技術、知識產權、貨幣資金等關鍵要素如何實現更自由流動，成為下一步備受關注的問題。

十余年前，在深圳和珠海的土地上，前海和橫琴第一次被命名。2009年8月14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將橫琴島納入珠海范圍;一年后，正值深圳經濟特區30歲生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明確把前海建設成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范區。

短短十余年，昔日的灘涂變成了現代化新城，如今的前海和橫琴更像一片希望之海，將成為更多港澳青年的造夢工廠。

與港澳更深連接

朱鼎健稱自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超級聯系人”。近幾年來，他經常去香港的中學演講，向廣大港澳青年介紹內地的發展，也向他們推介大灣區、推介深圳和前海;另外，他也會搭建平臺，每年組織港澳青年交流團到深圳參觀考察，提供實習和工作崗位，招聘香港青年到深圳工作，讓港澳青年加深對大灣區的了解。

在朱鼎健眼中，《前海方案》的出臺和前海的擴容，為香港的產業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給香港的年輕人和企業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前海方案》中指出，以現有前海合作區為基礎，進一步擴展至以下區域：南側毗鄰的蛇口及大小南山片區等22.89平方公里;北側毗鄰的會展新城及海洋新城片區等29.36平方公里，機場及周邊片區等30.07平方公里，寶安中心區及大鏟灣片區等23.32平方公里。前海合作區總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擴展至120.56平方公里。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擴大至寶安中心區，其實就相當擴大了制造業，而且寶安中心不僅有海港還有空港，對于前海構建國際貿易組合港意義重大;另外，把海洋新城拉進來也就等于有了海洋產業了;而會展新城的定位是規劃布局“三城一港”，引領全球會展產業發展;還有科技創新，結合《前海方案》中聯通港澳大力發展新型研發機構，聚焦人工智能、健康醫療、金融科技、智慧城市、互聯網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的內容，組合拳之下，前海的產業鏈會更加豐富。

“香港390萬整體就業人數中，服務業占據了340萬。我非常期待前海和香港的現代服務業繼續深入合作，另外前海已經吸引了一批香港企業家過來工作，他們都有第一手的經驗，對前海的創業工作氛圍有切身的認識，我想很有必要發動這個群體，比如說制訂一個‘師友計劃’，讓各個領域的愛國愛港企業家來擔任導師，請他們來帶動更多的香港年青一代來認識前海。”朱鼎健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

與前海的擴區相似，橫琴建設的初心也是既為澳門居民及企業提供更廣闊的地理空間、更大的市場、更深厚的配套生產要素(特別是各類技術與非技術人才)，也為了珠海橫琴更快開放、更深融入世界經濟。

《橫琴方案》中提到，立足橫琴土地開發現狀，合作區未來新出讓建設用地，應直接服務于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肖耿看來，這相當于擴大了澳門的物理空間，并給澳門注入了新的產業，讓它實現更多元化發展。澳門土地空間不足，是制約其長遠發展的重要因素。數據顯示，澳門陸地面積僅有32.9平方公里，2020年底總人口為68.32萬人;此外，產業結構單一，澳門以娛樂博彩業等為支柱產業，經濟容易受到疫情等意外事件沖擊，例如2020年澳門博彩毛收入累計604.41億澳門元，較2019年下跌近八成。

雖然兩套方案都是要加大開放，與港澳更深連接，但兩者選擇了不同的路徑。肖耿對經濟觀察報記者強調，橫琴的路徑是通過引入澳門開放的離岸體系但同時保留與內地在岸體系的無縫連接，形成一個絕妙的雙體系并行創新體制，一舉成為“一國兩制”有機合作、系統集成的銜接地帶。由此其執行難度也顯著上升，但潛在回報也急劇擴大，因此需要一個中央授權，由廣東與澳門首長直接領導的頂層協調及自主執行機制。“雙體系并行的概念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在過程中最關鍵的是兩種體制是否能夠銜接。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技術問題，相當于針對特別的人群和機構，會采取一些特殊的管理方法來確保這兩種體系并行，例如《橫琴方案》中提到的探索構建電子圍網系統，負面清單模式簡化管理等。”

肖耿進一步闡釋稱，《前海方案》則繼承了深圳改革開放的傳統，但目標更遠大，超越了與香港一體化的目標，本質上是在維持內地經濟基本制度前提下，進一步向全球(包括香港)開放。因此，前海不需額外的頂層設計，實際與上海浦東的開放類似，另外也有各類的碼頭與港澳及整個大灣區聯通。

更大膽的探索

“在對外開放上，我覺得一些細節工作還可以做得更好。”陳君作為外貿型企業主，最希望支持跨境業務的基礎設施方面能進一步開放。她是一家在前海注冊的進口企業的老板，希望跨境支付能夠更便利一些，實現無紙化操作。

陳君介紹稱，有些銀行現在還是沒辦法實現通過網銀(跨境)匯款，而且還需要企業把原件寄過去或者直接送過去，銀行才受理業務，但這樣一來一回，時效性大大降低，企業也至少需要預留兩三天時間才能匯款。

自2013年上海自貿區成立以來，從2013年9月至2020年9月，我國已經分多批次批準了21個自貿試驗區，形成了東西南北中協調、陸海統籌的開放態勢。橫琴、前海作為廣東自貿區三大片區之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具有其獨特地位。

9月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創新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共提出19項具體措施，包括加大對港澳投資開放力度、開展本外幣合一銀行賬戶體系試點、開展知識產權證券化試點等措施。

此前的8月底，深圳經濟特區金融學會發布的《深港金融合作市場需求問卷調查報告(2021)》顯示，多數外貿型、生產型受訪企業(多為中小企業、跨境業務占比較高)認為，貨物貿易人民幣自由結算就能代表人民幣可自由使用，占比分別為 92.3%和85.7%;在金融開放方向選擇上，外貿型、生產型受訪企業最希望在跨境支付結算方面進一步開放，占比分別為61.5%和64.1%。“我們要兌換成外幣付款，目前還是每一單都要去申請銀行，然后銀行報備給外管局，才能匯出去。”陳君對記者說。

9月9日，在國新辦就橫琴、前海開發建設有關情況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以下簡稱“發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局局長潘功勝表示，未來的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點將在前海地區先行先試，《前海方案》中也提出要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開展本外幣合一銀行賬戶體系試點和構建知識產權創造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

“前海前期的發展主要以金融、貿易、物流等服務業為主，這些企業的知識產權創造動力較弱，可能會對前海的知識產權探索造成一定的阻力，但是，近年來，前海通過政策效應吸引了大量的港澳、內地青年投身創業，在信息技術、智能穿戴、生物醫療等領域具有布局，應能緩解上述問題。”深圳市理邦精密儀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理邦儀器”)知識產權負責人徐濤向記者表示。

理邦儀器是一家醫療電子儀器設備供應商，長期關注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的研究與開發工作，截至目前，公司有效專利量已達到817件，其中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占比達到近85%。在實現知識產權有效創造后，如何運用知識產權，體現知識產權的自身資產價值，就成為理邦儀器管理層關注的重點。

“我們知識產權團隊了解到知識產權證券化這一創新型知識產權運營模式，它能夠實現‘知產’到‘資產’的快速轉化，以知識產權為介質打通資本市場融資渠道，該類模式為我們提供知識產權資產運營的新思路、新方法。”徐濤稱，今年理邦儀器以子公司——深圳理邦實驗生物電子有限公司為主體，發行并完成了全國首單生物醫藥產業知識產權證券化項目。

總體上，理邦儀器參與的證券化是通過專利的許可操作完成的。具體而言，前期核心階段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由理邦實驗將其部分專利獨占許可于政府認可的原始權益人，原始權益人向公司支付許可使用費，理邦實驗即實現了融資;第二步，由原始權益人將上述專利反向獨占許可給理邦實驗，從而將專利的使用權交換給公司，同時獲得向理邦實驗收取許可使用費的權利;第三步，原始權益人將上述權利(資產)賣斷給證券公司，由證券公司進行打包操作后，在資本市場上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實現資金閉環。

“在知識產權運用領域，建議前海能夠積極探索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的國際化發展路徑，以知識產權資產價值發揮和金融渠道貫通為基礎，實現境外資金的有效導入，為區域企業提供更為充分的創新支持。”徐濤說。

可能存在的難點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叢亮在上述9月9日的發布會上表示，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有利于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把大灣區建設引向深入;有利于豐富“一國兩制”實踐，支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有利于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更好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對此，肖耿認為，為了維護內循環的穩定，內循環也需要更國際化更開放，跟國際接軌，這就需要外循環來緩沖內循環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交往。外循環對內循環的穩定而言起的是一個緩沖的作用。但如果港澳社會不穩，產業空心化，那么外循環的質量、可靠性、可持續性就出問題了，難以發揮緩沖的作用，所以需要瀕臨的大灣區支持和幫助，使用一些創新方法來解決港澳的問題。“但是，要素在內外循環中流通還遠沒有達到理想的狀態。”在肖耿看來，例如有些在香港注冊的金融機構，可以在深圳設立辦公室，按照香港的監管只做離岸業務，而風險可以考慮用電子圍欄隔離。“這樣的話如果一個在深圳工作的香港人，就不用一來一往再回香港辦理相關的業務了，可以直接去這家設立在深圳的香港機構，這樣要素才能真正的流動起來。”他說。

郭萬達也有同感。他曾經做過相關調研，發現內地政府部門的數據孤島問題依然非常嚴重，更何況是與注重個人隱私保護的港澳進行數據共享。方案中提到了“推進與港澳跨境政務服務便利化，研究加強在交通、通信、信息、支付等領域與港澳標準和規則銜接”，雖然只是簡單的一句話，但真正實現起來實屬不易。“例如橫琴建立一個新口岸探索口岸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意思是橫琴查驗了，到澳門就不需要了二次查驗，這就需要和澳門實現數據共享，但事實上國內的海關和邊檢有時候數據都不相通，過關需要多次刷身份證，通關效率大大降低。”郭萬達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

此外，兩大方案要真正落地也有不少難點。例如橫琴要發展現代金融業，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教授、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認為，澳門的金融業并不發達，因此也缺乏必要的金融人才;至于珠海，由于其也并非區域金融中心，也缺乏金融人才，從而使得橫琴合作區的金融人才比較短缺;其次，金融是一個強調誠信為本的行業，目前橫琴深度合作區尚處于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階段，要建設橫琴作為一個誠信社會支撐橫琴的金融改革和創新還尚待時日。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陳君為化名)